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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即便是乐观估计，该法的修改在2013年之前才能完成。

他给整个法律共同体留下了自己的个人印迹。正如前面所述，在司法能动的情形下，最高法院解释法律和宪法的方法，更多地诉诸于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等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或者像普世价值那般引用源自其他立宪民主国家的判例和学理。

这种解释能够最好地体现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和立法历史，自通过第一部基本法以来，议会一直在制定和修订基本法，这些基本法被普遍认为是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加维森是一位著名右翼的法学家，对于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能动主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因此到目前而言，以色列的宪法革命还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另外参见Areil Bendor, Are There any Limits to Justiciability? 7 Indiana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11 (1997)。参见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三、司法英雄巴拉克以色列宪法革命的发生与阿哈龙.巴拉克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这样才有了1992年的两部人权法。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

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他分析了当时法国小农阶级的社会经济条件对其自身政治存在形式的决定性影响——农民就像被编织袋装在一起的马铃薯，彼此之间因聚居而只有物理上的空间联系，而其利益的一致性却因其自我封闭的生产体系而不使其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导致其无法产生自己的政治存在意识，无法有效地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行动起来。

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参见Terry v. Adams，345 U.S. 462。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

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

布鲁斯•阿克曼：超越卡罗琳你产品公司案，载《哈佛法律评论》第98期，1985年，第713-746页。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

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

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就给出了一个多数被少数人控制，多数被少数人代表的实例。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

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挑选他担任该职务的政治学系以及希望跟他学习的学生都认为这是学校管理层对其学术自由的侵犯。

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

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因而只能被代表，而代表他们的也就同时会成为他们的主人。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

【注释】[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

布鲁斯•阿克曼中肯地指出离散与孤立性既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也可能授予政治权利参见。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

进入专题： 美国宪法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

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

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

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

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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